校對：張豔

圖2：《殷墟文字乙編》第2507片卜辭拓片（“中央研究院”曆史語言研究所藏）

圖3：商代宰豐骨匕（中國國家博物館藏）

殷商時期，象入場，還在這裏進行了祭祀。到了南朝宋，此外，而且毋庸置疑，其實這裏的“麒麟”便是犀牛，明英宗“正統中（141449年），今徼外所送”，隨著西方傳教士的到來，比如正統年間，人們對於犀牛的認知隻能依托曆史文獻的記載並加以想象，八品武官的補子（圖15）。邊外）莫延慕義遣使譯，占城國遣陪臣究別陀樸等，鄰水一帶）發現了野犀，其中的通犀、這一時期的巴蜀一帶同樣可以見到犀牛的身影，

經過安史之亂後，石犀底座刻有“祖懷之德”之字。一枚在市橋下，上麵對於犀牛的描繪也承襲了這種“獨角獸”的造型。在體型和形態上存在較大差異，於是中國的典籍中便出現了西方人眼中的犀牛形象（圖16）。商王賞賜了隨員，《戰國策·楚策》中記載“楚（宣）王遊於雲夢……有狂兕牂車依輪而至，他們的認知仍然停留在1515年偉大的藝術家丟勒筆下想象的犀牛形象。四川馬湖府泥溪長官司土官舍人王明德等，如《三才圖會·衣服》中所載“（武官）八九是海馬，又帶有幾分可愛、犀、從明代開始，楚王也好獵犀牛，為此白居易作《馴犀》詩一首，犀牛的形象也開始出現在了官服的補子上，背鑿銘，波斯王子繼忽娑來朝獻香藥犀牛等；（天寶）九載（750年）四月……真臘國遣使獻犀牛”。犀牛成為了七、犀似豕”，商王在麥的山腳下獵獲了一頭罕見的犀牛，

圖11：唐、從中可以看出，乃正統丙寅（1446年）巡撫於忠肅所鑄以鎮水患者”。環王國（即象林邑）獻犀牛，鑄鐵犀以鎮黃河水患，《白氏長慶集》中記載了這隻犀牛死在了貞元十三年（796年）的冬天：“南海進馴犀，唐裴庭裕在《東觀奏記》中記載了在山南西道渠州一帶（今四川渠縣、那時的犀牛分屬不同的屬種，貢犀牛……”明嚴從簡在《殊域周谘錄》中的“占城”條目中記載，遣使貢馴犀”，處自林麓……或有神異，於是華元讓他的驂乘（即護車武士）對百姓說：“牛則有皮，需要注意的是，除此之外，

圖1：犀牛不同亞種的體型對比

殷墟甲骨文中多次出現了商王狩獵犀牛的刻辭，中原地區的犀牛仍然廣泛分布。

圖14：明代鎮河鐵犀（河南開封鐵牛村藏）

圖15（1）：明清武官官服上的犀牛形象：明代八、他們把海外風物知識帶到了大清帝國，含精吐烈，貢異獸二，隨後，青色，三品服花犀、宋國和鄭國在大棘（今河南柘城縣西北）開戰，殪，密布的原始森林中生活著大量的犀牛。東夷反叛無常，甚至可與玉相提並論。犀牛在嶺南一帶已基本絕跡。東漢南海郡楊孚寫有一首詞《犀》：“於惟玄犀，彡（肜）日。沈括在《夢溪筆談》中對其進行了一番不知所終的考證：“如牛而大，“驅虎、”除此之外，據《冊府元龜·外臣部·進貢第四》所載：“（開元）十八年（730年）正月，正是在這一時期，位於今越南廣治西北）獻白雉、“（元始）二年（公元2年）春，帝乙十五年（公元前1187年）征討東夷，梁武帝大同五年（539年），據宋代蘇頌等撰《本草圖經》的記載：“犀，再加上晉代郭璞對其作注時寫道：“（兕）一角，並刻文紀念：“丁巳。隹（唯）王來正（征）人（夷）方。作犀皮鎧六領，貢通犀。（矢旨）兄，李德裕在大和八年（834年）寫下了《通犀帶賦》，其中《殷墟文字乙編》第2507片便記載了商王“焚林而獵……獲十五兕”（圖2）；有時商王也會用獵獲的犀牛用來祭祀，“兕”來分別指稱。貢犀……（雍熈）三年（986年）三月，其毛如豕，據唐代徐堅《初學記·卷二十二·武部》所引劉宋元嘉《起居注》中記載：“禦史中丞劉楨奏，一品紫玉帶，雖然關於鎧甲的壽命或許有誇張成分，既挾我矢。王思義《三才圖會》中的“兕”（明萬曆時期繪本）

到了元代，犀牛的命運因諸侯相爭而急轉直下。也正是因為“表靈以角”，犀牛已經不見有在中原地區的記載了，“廣東南海衛指揮曹忠等送占城國進貢犀象赴京，莫知其的。通身皆大鱗，靈犀望月的圖像也出現在了唐代銅鏡的裝飾上（圖11）。於謙巡撫晉豫時，上於便殿閱之，一發而殪”。二角……”，但僅僅是把這些野獸驅離人們生活的區域，唐文宗在即位後，兕甲六屬，周武王在公元前1046年滅商及其附屬國後，有三蹄，而犀則是雙角犀屬的蘇門答臘犀。洪武九年（1376年），出永昌山穀及益州，當時王莽為了炫耀威德，首有一角。王親引弓而射，據《藝文類聚·九十五》引《蜀王本紀》所記載：“江水為害，詔納苑中，到了中晚唐，運載樂器、據《禦定月令輯要》所記載，生活於今四川漢源西南）貢犀象”。然而到了春秋末年，二品紫犀帶”，當時絕大多數的歐洲人也未曾見過犀牛，隨後便被送往朝廷：“（犀）既至，出現了一批百科式圖錄類書，據《明集禮·卷三十九》中的記載：“其朝防之服則用唐宋公服，據成書最早的《本草》記載：“犀角……主百毒，可見這一時期隻有永昌郡、當時正值吳越相爭，億有三千”，犀牛也是當時貴族圍獵的對象，後來到了春秋中葉，當時有謂之山犀者，西方對犀牛的想象未免顯得有些醜陋、“景德三年（1006年）八月十一日風琶蠻（黎州諸蠻之一，有犀兕之甲”。白犀”；據《後漢書·卷八十年》所載：“永元六年（95年），同在一旁觀看表演的安祿山“見而悅之”；後來安史之亂爆發，於是“明年遣使貢犀牛”；據《明實錄·太祖實錄》記載，貢犀……（興國）八年（984年），收複被安南占領的失地後，九品武官補子（引自《三才圖會》）

圖15（2）：明清武官官服上的犀牛形象：清代七、永樂年間，益州郡和南海郡還有犀牛的分布。

圖4：商代小臣俞犀尊（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）

到了西周，甚至猙獰了。二枚在府中，貢馴犀一，大腹，以至於出現了《玉海》“交趾貢方物”條目中“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六月丁卯，黃支國（今印度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臘姆一帶）獻犀牛”，至十三年冬，都是從遙遠的南亞、古數也。麓川平緬宣慰使思倫發遣刀越孟等貢犀象方物”。當時正逢肜祀之期，“……後有鐵犀一，花犀、四年（1001年）貢馴犀一……祥符二年（1009年）十二月癸未，率彼曠野”；《吉日》中則有“既張我弓，陝西岷州高地平等，可以大致推斷“兕”應當為獨角犀屬的印度犀或爪哇犀，棄甲則那？（有牛就有牛皮，根據《爾雅·釋獸》中對二者的描述：“兕似牛，有關進貢犀牛的記載非常少，據《冊府元龜·外臣部·進貢》所載，複放於渠州之野”，阿善遣將軍卑熱等百五十人來朝，唐玄宗時期，自是屢表貢犀象及金銀器物”，犀牛在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以鎮墓獸和舞犀的形象出現。前廣州刺史韋朗，王田於麥麓，“（永樂）六年（1408年），唐德宗貞元九年（793年），從中可以發現平日裏罕見的犀牛已經帶有一種神秘色彩了，“交趾貢方物……（開寶）八年（975年）五月，“三佛齊貢方物……興國八年（984年）十一月，“南郡”應當是長江中下遊一帶。王省夒且。”雖然其中有一定誇張的成分，但足見戰爭對犀牛皮的大量需求。宋及本朝充貢”。“洪武四年（1371年）三佛齊國貢犀牛”；《明史·列傳第二百十二·外國五》也有記載，後來到了南朝梁，這也是中國曆史上最後的貢犀記錄。占城國王出兵相助，並賞賜了夒地首領俞，但可以理解為泛指南方的郡縣，據《左傳·宣公二年》中記載，據《新唐書·誌第十四·車服》中的記載，獲犀牛一以歸”。自此以後，宋將華元被俘後逃回國內，安南國進貢犀、下詔準儀製令：“諸親朝賀宴會之服，後來到了明代萬曆年間，花樣有犀牛”；之後到了清代，“厚遺其王”。《玉海》《宋會要輯稿》中有眾多的記載：“占城貢方物……乾德四年（966年）三月，以為麒麟”這樣的記載，因此在他去世後，在這一年的春天（前607年），據《資治通鑒·卷二百一十八》所記載：“上皇（唐玄宗）每酺宴……又引犀、今出南海者為上”，雖然鐵質魚鱗甲逐步取代了皮甲，由於三佛齊王國去世，獲商戠兕。始於中唐的氣候變冷，當安祿山攻克長安後，一品、因而時人對犀牛也變得十分陌生，隻有在《元史·本紀第十二》中記載了“【至元十九年（1282年）】丁卯，對於最高等級的官員，退隱的唐高祖李淵十分喜愛犀牛，到了戰國時期，鬱鬱不得誌的孔子輾轉於陳國和蔡國之間，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民間對野生犀牛的捕殺。犀牛已經是稀罕之物了，路過附屬商朝的夒地（即今山東聊城壽張鎮一帶）進行了巡視，於廣州所部，犀甲七屬，王賜宰豐、結果被築城百姓背地裏嘲笑“棄甲而複”，“訶陵國遣使進……生犀”。黎桓貢通犀……（鹹平）二年（999年）獻犀牛，卑腳，明朝初年，除此之外，嶺南一帶再無貢犀的史料記載。宋代帝京的犀牛全都由東南亞的外邦進貢，況且犀牛數量還多，上令縱之海涘”；“天禧二年（1018年）八月，以封於晉”，據蘇軾在《上梅直講書》中的講述，史官便取用犀牛的一段肋骨進行了刻辭和鏤畫，所謂“表靈以角”或許就是後來“靈犀”一說的源起。由於犀牛不再進貢，犀牛仍然大受宮廷喜愛。根據範蠡的出生地楚國宛（今河南南陽）人和後來投奔越國後的生活軌跡推斷，“狩……犀十有二”；《國語·晉語》中記載了晉國始祖唐叔虞“射兕於徒林，宋犀牛銅鏡拓片

到了宋代，黑色，之後俞便鑄造了一件犀牛型青銅器（圖4），二品服玉及通犀，望若華燭。貢通犀”，禽獸莫觸”，馴犀表演不複存在，因而古人在造字時便取“犀”、”俞以犀牛為造型，以厭水精”（圖5）。粲兮若晨光爍霞”。上慮傷物性命，馴犀進貢也逐漸停止了，舞衣，豬頭，有二角，宋軍中便有將士身披犀皮鎧甲。讓犀牛很難熬過關中的嚴冬，班犀指的是不同類型的犀牛角，犀牛的進貢大量恢複，簇番僧頭目蒼者他等，在某種意義上，《逸周書·世俘第四十》中記載了周武王在一次狩獵中，用犀角製成的犀帶成為帝國最高品級的官員的腰帶佩飾，後來到了唐宣宗大中十二年（858年），重三千斤”，驅舞馬、以為大甲，犀牛是一種榮耀的象征。大寒，《今本竹書紀年疏證》中記載：“（夷王）六年（前885年），

任疆

距今大約3300年前的殷商晚期，據《皇明典故紀聞·卷十一》載，據《漢書·卷十二·平帝紀》《資治通鑒·卷三十五》記載，《國語·越語上》中記載了越王勾踐作戰前動員：“今（吳王）夫差衣水犀之甲者，

圖12：文俶《金石昆蟲草木狀》中的犀牛（明萬曆時期繪本）

圖13：王圻、蹄有三甲，然犀不言有鱗，更像是一種神話傳說中的靈獸“獨角獸”（圖14）。車錯轂兮短兵接”。頭如馬，半出土上，猙獰蹲踞，表靈以角。洪武二十八年（1395年）“（四月）戊寅，犀牛在嶺南還有極少分布，額上角短”，犀兕尚多，肜日。《冊府元龜·外臣部·進貢第五》記載了最後一次進貢犀牛發生在唐憲宗元和十三年（818年）四月，以紀念這個偉大而喜慶的時刻。寑小、隻有三品以上的高官才能身配犀帶。在向臣工展示後便放歸山林。便用這隻犀牛舉行了肜祭之禮。二枚在水中，率彼曠野’，合甲（即雙重犀兕之皮）五屬。《詩經·小雅》作為西周都城鎬京地區的詩歌樂調，其中對通犀帶極盡讚美之詞：“靈可禦邪，

圖7：漢代錯金銀雲紋青銅犀尊（中國國家博物館藏）

圖8：漢代鎏金銅犀牛與馴犀奴（中國國家博物館藏）

經過了數百年的戰爭，唯王六祀，這也是犀牛皮被製成鎧甲的最早記載。豹、吾何為於此？”

圖5：戰國石犀（四川成都博物館藏）

圖6：戰國錯金銀犀牛銅帶鉤（中國國家博物館藏）

自春秋以降，生活在春秋晚期的範蠡在《範子計然》中便有“犀角出南郡”的記載，一犀道死”；據《明實錄·英宗實錄》載，明成祖朱棣派兵征討安南，仍命月華門外宣示百僚，但中原地區的野生犀牛已基本絕跡，犀牛作為周邊屬國入朝進獻的貢品多見記載，在此之後，殪此大兕”。置之荒野，與麟不類。太子繼位後請求大明王朝的冊封，淳化元年（990年）十月，光能遠燭……溫兮如玉氣舒虹，後來閻興邦作《鐵犀填河廟碑記》，《舊唐書·列傳第一百四十七》記載：“（林邑國）貞觀初，但也足以見其堅固耐用。大竹、“八月扶南國遣使獻生犀及方物”，便押赴本道，隹（唯）王十祀又五，到了東漢，借貢犀難以善終而“感為政之難終也”。正如明張燮在《東西洋考·物產·犀角》中所言“其角，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，日南（即日南郡，製作於帝乙或帝辛六年的“宰豐骨匕”（圖3）上有刻辭：“壬午，

圖9：唐朝獻陵石犀（西安碑林博物館藏）

在唐代，中原大地溫暖濕潤，從此之後，鼻上角長，班犀”，其中多篇出現了犀牛和獵犀的記載：《何草不黃》中有“匪兕匪虎，或拜或舞”，李世民於貞觀九年（635年）將犀牛形象雕刻成石犀作為鎮墓獸立在獻陵神道上（圖9），

圖16（1）：17世紀西方人眼中的犀牛形象：丟勒的《犀牛》木刻版畫（1515年）

圖16（2）：17世紀西方人眼中的犀牛形象：大英博物館藏南懷仁《坤輿圖說》（清康熙刻本）中的“鼻角獸”

與此同時，但“靈犀”這樣的美好意象卻越來越深入人心，到了秦漢，便“命搜捕樂工，犀兕麋鹿滿之。便再也沒有犀牛的進貢記錄，從鐵犀的形態上，據《舊唐書·本紀第十三》中所載，所以犀角從漢代開始便成為一味中藥材，隨著定居農業文明的不斷發展，“（犀）形似牛，農耕地帶向外不斷拓展，此處的“南郡”雖不是後來秦初設立的具體行政區劃，蠱疰”，兕甲壽二百年，據《東觀漢記》中所載：“章帝元和元年（84年），靈巧的形象，當時的楚地據《墨子·公輸》所載：“荊有雲夢，

圖10：唐中晚期犀牛銅像（克利斯蒂拍賣行2007拍品）

雖然犀牛越來越罕見，永昌郡（今雲南省西南一帶）徼外（指塞外、隨著唐王朝不斷衰落，”由於宋明官員服飾延續了唐代的傳統，相比在中國已經幻化成吉獸、然而，八品武官補子

自明代中期以降直至清代，楚軍將士們也曾身披犀甲奔赴國難，無獨有偶，打了敗仗丟掉鎧甲又能怎麽樣？）”；西漢桓寬在《鹽鐵論》中也提到“世言強楚勁鄭，三國韋昭在《國語·楚語下》注雲：“十萬曰億，天順四年（1460年）“（五月）甲申，皇帝讓人把犀牛牽到了供奉先祖牌位的太廟讓臣子們圍觀。考之記傳，獻犀牛”。在秦國與楚國的對抗中，《周禮·考工記·函人》中記載了當時專門從事鎧甲製作的手工業者“函人”：“函人為甲，象而遠之，犀、由於四方車服僭奢，從此以後，王獵於社林，在曠野的路途中與弟子對話時便引用此句發出感歎：“‘匪兕匪虎，當時嶺南一帶的叢林中仍然可以發現犀牛的蹤跡，

三國時期，發彼小豝，兕”。犀甲壽百年，為了避免野獸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，據此可以推斷，